很多读者阅读到此处，可能会以为，我是在威权的高压震慑之下，才写了这一份悔过书。

然而，我得说实话真话，固然有民警的从旁指点，但是上面的每一行字，每一个标点符号皆是我的真实意思之表达。

在看守所的十天之中，我细细的回顾了我的那一篇文章。

首先，做为一个作者，我提供了一个逻辑一个立场，然而却在细节上失实了，这必然会对读者造成了误导。

如果没有事实为根基，任何强大的逻辑都是纸糊的。

这一点，读者也许不在意，我个人却留心。我写作二十年了，本不该在上面犯错。

如果推诿的话，当然，我可以解释，这是因为我感冒了，因为我吃药了。事实上，审讯我的民警和检察官也多次提点我这一点。

我相信他们的应该是希望以此为我争取一个宽大的机会。

但是，作为一个作者，我当文责自负，固然宽大的条件让我怦然心动，然而，我觉得，做错事了，那就认罪，那就认罚。

我这辈子有过两次行政拘留，第一次的行政拘留让我从此对世情不再激烈急躁，任何人伤害了我，我正常也不会反击，而是一笑而过。

是的，这最近的十年，我再也没有和任何活生生的人吵过架生过气，尽可能的在不受自己的情绪控制去做任何事。

唯独在写作上，我总以为，一个作者当保留一定程度的情绪表达，一定程度的自由发散。

而且，我确实也不擅长控制自己的文字，或者说，不想控制自己的文字。

在未来日子里头，不管怎么说，在写完这一篇《从刑拘到行，从看守所到拘留所十天实录》后，我会尽可能加速完成我的《中国上古史》，也算是为我热爱的中国文明留下一块砖，一块用我二十年精力打磨的一块砖。

我不想再检讨我的生命历程，过去的不可留，也不必留。

发生了，那么对后果就承担。

承担了，人生再翻开新篇章也就是了。

写完了我的《中国上古史》，我也会收拾行装，默默启程，回到我阔别十余年的家乡，一个小岛，在小岛上终焉此一生。

 

回到了看守所，我有预感，我放出去的时间不久了。

心里着实有点伤感，虽然在看守所才呆了八天，但是，不知道为何，却建立了强烈人与人的感情链接。

以前朋友说，人啊，有三样伟大的友谊，一是校友，二是战友，三是狱友。

这话当初是笑谈，现在却感受深刻了。

在看守所呆了那么久，不期然的会思考一些我可能永远改不了法治问题——

将那么多犯人集中在一间监室之内，好吗？

人类是奇怪的动物，越是将你的自由剥夺了限制了，让你在同一个地点和同一批人长期互动，就会自然形成牢固的感情，并互相影响。

我不知道监室的所有犯人和我讲的案情是真是假，但是因为活生生的人就站在我面前，我很自然被他们所说服，很自然的相信他们的说辞，很自然的会理解（哪怕是不认同）他们的价值观。

我甚至想，我这种人畜无害的人如果在监室呆的久了，会不会也有朝一日会走上杀人放火的道路？

这个问题，我不知道设计看守所制度的人想过没有，也许他们想过，却没有更好的方案。

原本拘留所、看守所、监狱是用来改造人的，结果却由于人员密集，而让人与人互相影响，最终出狱了，反而走上了越来越偏狭的道路的可能性真的太多了。

我在想，也许最终的方案应该是管教人员更深的介入监室，在看守所内建立一个学校，让老师来给大家上课，让心理医生来一个个安抚心灵，然后犯人再次回归社会，才能完全否认昔日自己，才能重建一个全新的自己。

没有这一重新学习的过程，重新理解世界过程，那么就很容易在监室内部被其他犯人带偏了。

必须得承认一个基本的事实，那就是多数走上犯罪的人，特别是犯下大案的人、团伙作案的人是具备了非同一般的人格魅力和说服力。

这种人格魅力和说服力甚至不需要言辞即可发散，即可让人心悦诚服。

 

也由此，我理解了一个国家建立文明的法治体系成本实在太多了。

原本我已经计算了民警、检察官、法官、管教、辅警、医生、后勤这些成本，然而我发现要达致于理想的状态，让每一个犯人都有老师和心理医生矫正偏差了的价值观，投入会更加的巨大。

我希望在我的有生之年，随着国家的兴盛发达，最终能实现这一点吧。

事实上，所谓的文明，最难的就是把极少数人也给照顾好了。比如马路上要不要留出残疾人的车道，厕所要不要留出残疾人的座位，哪怕残疾人确实在人群中微不足道。

以前不大理解西方社会为什么会对犯人照顾的那么好，让犯人在监狱里头自由自在的学习读书看电视娱乐运动，现在我自己当过了犯人，理解了犯人，才知道最难的并不是惩罚犯人，而是改造犯人。

剥夺犯人的自由，太容易了。

可是犯人一旦适应了自由被剥夺的感觉，也会走向另外一面。

比如我，在看守所的最初几天还有点渴望监室外的自由，然而随着时间的展开，会慢慢的适应，会和其他犯人打成一片，融入其中，参与其中，并得到一种奇妙的归属感。

而这种归属感远比在学校在公司在军队的归属感可谓强化了太多了。

如果不瓦解犯人的这种归属感，那么每一个监室可能最终会在无意间培养一个合作无间的犯罪团体。

当然了，这个事情我想归想，也只是想想而已。

（未完待续）